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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何能出贵子?中国农村教育的历史变迁 | 商周专栏

  • 产品时间:2022-06-28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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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描述:闽南地域民居屋顶上的“鱼化(花)龙”的装饰(摄影:商周)撰文 | 商 周责编 | 陈晓雪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开始,虽然现在经常听到 “寒门再难出贵子” 的诉苦,但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凭借高考实现了走出农村的梦想。在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通过念书走出农村,可以说是 “鱼化龙” 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古代,要完成从农民到仕宦人家的升华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连续努力;而现在,这个鲤鱼跳龙门的历程或许简朴了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下层教育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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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闽南地域民居屋顶上的“鱼化(花)龙”的装饰(摄影:商周)撰文 | 商 周责编 | 陈晓雪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开始,虽然现在经常听到 “寒门再难出贵子” 的诉苦,但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凭借高考实现了走出农村的梦想。在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通过念书走出农村,可以说是 “鱼化龙” 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古代,要完成从农民到仕宦人家的升华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连续努力;而现在,这个鲤鱼跳龙门的历程或许简朴了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下层教育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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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地域民居屋顶上的“鱼化(花)龙”的装饰(摄影:商周)撰文 | 商 周责编 | 陈晓雪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开始,虽然现在经常听到 “寒门再难出贵子” 的诉苦,但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凭借高考实现了走出农村的梦想。在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通过念书走出农村,可以说是 “鱼化龙” 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古代,要完成从农民到仕宦人家的升华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连续努力;而现在,这个鲤鱼跳龙门的历程或许简朴了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下层教育制度的变迁。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在历代的地方志里都有大量的形貌,这为我们研究教育制度的变迁提供了部门依据。

在这篇文章,我将以江西省抚州市的东乡县(现东乡区)为例,来说明中国农村教育的历史变迁。东乡县建于明朝正德七年,在已往的五百多年里,先后修编了11部县志,这些县志和一些《抚州府志》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

从私塾到社学在中国古代,下层教育包罗两个条理,蒙学和经学。蒙学是低级阶段。蒙学的学习时间1到3年不等,教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增广贤文》等。

蒙学教育的目的是启蒙,让学生认字和熟悉基本的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经学是比蒙学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学生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同时还要兼修诗词歌赋 [1]。

而中国古代下层的教育体系如果按办学形式来分,也可以分为两大部门:民办和官办。私塾就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民间办学形式,它在明清两代到达了巅峰,直到民国时因为现代教育体系的打击才衰亡。

一般来说在农村的私塾都是“一师一塾”,先生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这种灵活又经济的办学方式很有竞争力,让它在古代社会成为农村教育的中流砥柱。私塾可以按所教内容分为两个级别。一是蒙馆,卖力蒙学教育。

二是经馆,卖力经学教育。虽然私塾在古代农村下层教育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属于民间办学体系,因此在由官方修编的古代地方志里鲜有提及。在东乡县各时期的县志里,只有1989年编修的《东乡县志》里有过这么一段形貌 [1]: “民国34年(1945年),全县 ‘一师一塾’ 的私塾依然有69所,大多袭用 ‘蒙馆’ 或 ‘经馆’ 的课本。

” 私塾在民国晚期的农村依然大规模存在,我们可想像它在古代社会里的辉煌。和私人办学相对应的是官方办学,也就是官方主办的教育。

虽然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体系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对教育举行了大量的投入,但这种投入基本上没有抵达农村下层。政府在县级教育投入最大的是儒学,也就是县学。县学是教育的行政机构,主要卖力童生的考试,并不直接向适龄儿童提供教育,有点像现在的教育局。官方主办的教育里,首先真正涉及到农村学生教育的是社学。

以东乡县为例,该地域最早的社学泛起在明朝的洪武年间。在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建县后编修的第一本县志(嘉靖三年编修)对东乡地域的社学办学史有如下记载 [2]: “圣旨谕恁基省大官人用心提调教各州县在城并乡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念书不妨他本业成效”(见下图) 嘉靖版《东乡县志》截图这段古文写得比力直白,容易读懂。大意是洪武天子(明朝第一个天子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无论城里还是乡下都要建设学校,只要有三五十人家的地方就可以请先生办学。

这就是东乡最早的社学,洪武八年(1375年)降生在现在的东乡县域(那时东乡还没有建县)。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社学,它是官方倡办的教育机构,对应的是私塾的蒙馆,用来给儿童举行启蒙教育。虽然朱元璋的教育理念不错,而且这道圣旨也让不少地方第一次泛起了官方倡办的初等教育机构,但社学还是没有获得推广。凭据嘉靖版的《东乡县志》(2),洪武二十一年这样的社学就办不下去了。

县志里记载的《洪武二十一年教民榜内一条》对这件事有详细的纪录: “元朝天下乡村人家子弟念书者多,洪武初年命各处乡村建设社学,教诲子弟使为善良其不才。有司里甲人等依此作弊,将有丁子弟本有暇念书者收钱买放,无丁子弟却逼令入学,以致民人受害。所以革去社学。以后民间子弟许令有德之人不拘所在、亦不拘子弟名数,每年十月初开学至腊月终罢。

如丁多有暇之家常读常教者听其自便。有司仕宦里甲等人敢有干预搅扰者,治与重罪。

” 通俗一点说,就是有人在办学的历程中糜烂,对有适龄儿童的人家多收费,对没有适龄儿童的人家又要逼人入学。其实社学真正衰败的理由还是经费问题:办学成本高而且官方不出钱,卖力详细操作的人就容易去糜烂。

说到底,官方给了办学的政策,却没有给办学经费,这样的官办教育固然无法和私塾竞争。所以,在洪武初年各处着花的社学很快就停了下来。等到明嘉靖三年,东乡境内只保留了一所社学,还是设在县城里 [2]。

官方办学的人士固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知玄门育经费在办学里的重要性。所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就泛起了 “学田” 这个观点。在农业社会,田地是最好的可连续资产,能够不停地缔造价值。“学田” 就是专门用来支持教育的田地,有点像现在的“教育生长基金”。

因为有 “学田”,官方倡办的社学教育能够获得部门甚至全部资助。凭据清代康熙和嘉庆年间修编的《东乡县志》,东乡县第一次有 “学田” 这个古代教育基金是在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3,4]。但纵然有几十亩 “学田” 的支持,社学的教育依然无法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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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末期的光绪二年(1876年),东乡整个县也依然只有两所社学 [5]。虽然社学在中国古代教育上的气力很小,但它的泛起却是中国农村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它标志着官方倡办的教育进入了农村下层。

从社学到书院上面说到,社学是官方倡办的教学体系里的蒙学教育部门,目的是对适龄儿童举行启蒙教育。那么,对应经学教育部门,在官方倡办的教育体系里又是什么呢? 谜底是书院。中国古代的书院大致分为两类:民间办的书院和官方倡办的书院。

明代及以前的书院大多是民办,也大多是当地大儒讲学或念书的地方 [5],所以和底层黎民的教育没有几多关系。凭据清代嘉庆年间修编的《东乡县志》,东乡在宋代时就建立有两所书院:桂山书院和黄山谷书院。其中桂山书院是宋儒乐黄简念书的地方,一直到嘉庆十年都还在;而黄山谷书院则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但应该和黄庭坚只有微弱的关联,而且早已不再存在 [3]。

官办书院虽然在宋代就已经泛起,但大规模的倡办还是在清代 [5]。凭据光绪二年修编的《抚州府志》,东乡县的这种形式的书院只有一个,就是汝东书院 [6]。道光三年(1823年),东乡知县吴名凤才采取了当地文人的提议,在会龙岗上开始修建汝东书院,并在道光六年(1826年)建成[6]。

汝东书院的倡议和修建 (光绪二年《抚州府志》截图)值得一提的是,启动汝东书院的吴名凤知县在第二年就调离了东乡,而且其后的两年东乡又换了两个知县 (2),但汝东书院还是在1826年建成了。这种官宦的更替并没有让汝东书院的建设中途而废,很可能是因为书院虽然是官方倡办,但建校经费主要是来自民间的捐赠。

这种新式书院同样是标志性的,因为它讲明官方倡办的教育不再局限在蒙学规模,进入了更高一个条理的经学阶段,从而让更多的黎民子弟能够获得中等教育的时机。从书院到学堂清代道光之后,中国开始变得日益衰落。在这段时间,大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的赔款割地协议。

其中对清政府刺激最大的是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作为战败国的大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短短几十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一跃成为了世界强国,并击倒了大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日本的崛起和侵略,在大清的精英阶级引发震动,于是泛起了 “公车上书” 和随后的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一次全方位的革新,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

在教育领域,变法派主张破除科举考试,将原来的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在革新海内学校体系的同时,革新派也同样鼎力大举支持留学生的选派事情,为国家造就现代化的人才。

虽然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而了结,但在教育领域的革新还是部门得以举行下去。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现代化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降生。: 类似的革新也发生在中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领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谕令全国各地传统书院改设学堂 [7]: “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为了顺应政府的政策,1902年汝东书院更名成为了东乡高等小学堂,有学生30人;同时还在县城新建立了东乡初等小学堂,有学童20人。

这两个学堂划分就是今天的东乡第一中学和第一小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新式学堂的章程(见下图)[8]。因为这一年是癸卯年,这个学制也被称为癸卯学制,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学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制定的学堂章程凭据癸卯学制,现代教育主要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三级,包罗蒙养院(相当于幼儿园,招收3到7岁儿童)、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包罗中学堂(五年)、低级师范、或中等农工商等专科学校。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三级,包罗高等学堂(三年)或大学预科、大学堂(三年至四年)、通儒院(相当于现在研究生院)。

这个学制的蓝本是日本的学制,而且在课程的设计上也同样借鉴了日本的履历。向厉害的邻人以及竞争对手学习,是一种智慧的计谋。

和书院相比,学堂的变化不仅是学制,更在于教学内容。学堂全面引进西方比的自然科学,好比小学堂有了算术和体操,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等,而大学堂也设了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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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古代书院走向现代学堂,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厘革,也是最值得纪念的里程碑。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了它的建校120周年。在2021年后,一大批中小学将陆续迎来它们的建校120周年。

从学堂到学校新式学堂在晚清有着良好的生长,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 学生总数9万余人,平均每个学堂只有二十多个学生; 仅仅是五年事后的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 学生总人数也到达了156万人,平均每个学堂有近三百个学生[10]。这一迅猛生长的态势也同样体现在东乡县。1909年,东乡县下属的13个集市(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都建设起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

每个学堂都设有国文和算术科(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和数学),而且高等小学堂另有体操课(相当于现在的体育课)[1]。迅猛的生长带来了丰硕的结果,也泛起了新的问题,好比初等教育时间太长、县级没有中学堂等。在随后的民国,政府进一步对这个体制举行了一系列的革新。

1922年,民国政府对小学初中教育体制举行了革新。把中学教育改成了两个阶段,建设了 “六-三-三” 学制:即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虽然在解放后 “六-三-三” 学制有过一些改动,但厥后获得了恢复并沿用至今。

学制有变化,学习内容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另外,民国的教育革新还导致了学校数量的迅速增长,在县一级首次泛起了中学。

以东乡县为例,到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公立小学的数量已经到达了217所,学生15838人。在课程设置上,小学除了传统的语文、数学和体育,还增知识、美术、音乐、社会等课程,高小另有了历史和地理。

1939年原来的东乡高等小学堂升级成为了东乡低级中学,填补了县里中学教育的空缺 [1]。除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也是一种重要的办学气力,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东乡县有八所私立高级小学,学生有1403人 [1]。在解放后,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又一次获得了全面的生长。虽然在学制和课程设计方面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都有了极大的增长。

新中国的学校遍布了每一个乡村,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让每一个农家子弟都有了接受九年基本教育的可能。再加上高等教育的迅猛生长,让一大部门学生可以走进高等教育的学府。现在,四十几万人口的东乡,每年有一千多名学子通过高考迈入了大学的校门。以上就是东乡县的教育生长历程,虽然不能反映整其中国的情况,但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历史。

在已往的几百年里,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排山倒海的变化。这些变化,让农村人家的子女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在 “私塾-社学-书院-学堂-学校” 这一变化轴线上,最具决议性意义的应该是学堂的泛起,它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降生。谢谢晚清那些主张变法的社会精英们,他们不仅提倡了这场革新,部门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参考资料1. 江西省东乡县志,1989年版,饶雪贵主编。2.《东乡县志》明嘉靖三年饶文壁编纂。3.《东乡县志》清嘉庆十年周轼主修,吴嵩梁、黎中辅编纂。4.《东乡县志》清康熙四年沈士秀主修,梁奇编纂。

5. 张发祥, 古代抚州书院生长探析,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4期。6. 《抚州府志》光绪二年许应嵘修,谢煌纂。

7. 张小莉,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8.《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9. 胡庆华,清朝学校教育制度的变迁, 《科教文汇》,2109年9月。

10.《中国近代史》郑师渠遍,北京师大出书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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